主页 > 经济 >

刘远举:被减税开启的“国家模式竞争”-墙外楼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6年过去,当硅谷的左派精英代表扎克伯格,一边“怒怼”特朗普,一边学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中美精英结合,“中美国”共同治理中美工人的局面,已经成为现实。于是,美国蓝领与没落的中产们,用他们手中的选票,选出了他们的救世主——特朗普。

  特朗普的动作很大,继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11月30日,美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3天之后,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这是三十多年以来,美国对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

  全球减税竞争

  参议院此次通过的税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企业,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公司税将从35%大幅降低至20%;同时,家庭和个人的税率也会降低,持续至2025年。此外,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对此,积极观点认为,减税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资本回流、投资提升,增加就业,刺激生产,简而言之,拉弗曲线发挥作用。

  不过,拉弗曲线,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如,更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而是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这未必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反而制造泡沫。而且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虽然改善了“滞胀”,但却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如果拉弗曲线未能出现,减税很可能达不到目的,中长期财政收入波动可能令政府停摆风险概率增大,减税政策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显然,对于特朗普维护其基本盘——美国蓝领阶层、失落的白人中产阶层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不管减税是否能够成功,各国为了应对美国减税,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应对方案。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5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参考美国等国的减税动作,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德国2017年1月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法国今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同月,印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可以说,全球减税竞争已经开始,虽然,中国宣称不会参与减税竞争,但类似局面恐怕难以避免。

  中国舆论场的税负争议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多次掀起税负争议,去年底中国还闹出“曹德旺跑了”风波。中国税负很高,这个共识基本没有问题。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渐减小,税负更加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中国工人的价格相对美国来说,仍然很低,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美国。按照IMF经过购买力折算后的数据(ppp),中国用4倍于美国的劳动力,创造了略多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勉强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这就使得资金对新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中国很难避免进入减税竞争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减税更难。中国有基建狂魔的称号,基建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中国还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让中国资金走出去,中国的基建能力走出去,获得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强大的财政实力,也即源于税。如果中国跟进减税竞争,那么,中国高投资、大规模的基建模式,就会被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

  更重要的是,如果减税政策成功了,拉弗曲线出现了,那么,减税不但会变为经济竞争,也会在更多层次上带来深远的影响。

  减税背后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毋庸讳言,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开;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四六开,但是这个时候是地方出大头,中央出小头,所谓“事权下放”。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引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用于对地方的支出提供资金。分税制的核心规则可以归为一句话:税收分两块,中央拿大头,地方没钱,再还给你。这就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握。所以,从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也需要国家掌握更多的财力,以实现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也需要更高的税收水平。但美国并不需要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国家,各州有立法权。地方事务有各种政治层面的协商去完成。税收对于国家权力架构,国家政治稳定,作用显然比中国小。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摆,也不会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民主国家可以在更低的税收水平下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美国的减税,不光意味着经济的挑战,也是华盛顿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又一次竞争。

  某种程度上,二战之后,面对全球共产主义实验,西方世界有两个战略级的手段。首先是冷战,其次是全球贸易。第一个已经成功了,第二个,是失败与成功的综合体。成功在于,它打造了一个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体系,带来了全球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不过,其失败之处在于,全球贸易并未完全实现当年克林顿的政治愿景。但无论如何,这个体系已经美国精英欲罢不能。这个时候,美国蓝领与没落中产的救世主出现了。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很可能无意于意识形态,但是,他的基本盘却是蓝领工人、没落中产。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减税等称得上剧烈的变化,当贸易对抗、经济回缩时,都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这时,价值观议题会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有人说,特朗普减税是对里根时代的原教旨主义模仿,的确,无论如何,这让人联想到里根时代。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中国政府正在建立全球最先进的高科技系统之一,其中包括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以及对海量数据进行梳理的大型计算机系统,以此来监视国民动向。 中国最大几家科技公司是主要协助者,他们在网络空间里公开担任政府的耳目。

  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 BABA)庞大的园区内拥有学院式工作室、悠闲的咖啡吧,风景如画的场地上还建有一个警务室。

  据知情人士称,阿里巴巴员工可使用警务室向警方举报可疑的犯罪行为,警方也通过这一警务室向阿里巴巴索取调查所需的数据,以利用该公司通过电子商务和金融支付网络建立的信息库。

  一名前阿里巴巴员工称,在一起案件中,警方想要找出是谁发布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内容。 这名员工回忆道,警察当时向他询问相关的用户ID和信息。 他把这些信息移交给了警方。

  中国政府正在建立全球最先进的高科技系统之一,其中包括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以及对海量数据进行梳理的大型计算机系统,以此来监视国民动向。 中国最大几家科技公司是主要协助者,他们在网络空间里公开担任政府的耳目。

  阿里巴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TCEHY, 简称﹕腾讯)和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Baidu.com Inc., BIDU, 简称:百度)等多家公司被要求帮助中国政府追查犯罪嫌疑人和封锁政治异见人士言论。 这些公司的技术还用于打造城市监控系统。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中国有关做法的研究显示,中国科技巨头的协助范围远超西方公司对本国政府的协助,而且几乎不可能质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与美国公司常常抵制美国政府的信息索取要求不同,中国公司公开表示会与有关部门合作。 腾讯首席执行长马化腾(Pony Ma)、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Jack Ma)均表示支持私营公司在执法和安全问题上与政府合作。

  马云去年在中央政法委举办的讲座上表示,未来的政法系统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大数据。 马云称科技很快就会使预测安全威胁成为可能,坏人甚至根本走不进广场。

  实际上,一直受益于国家产业保护政策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合作。 在中国,中共既控制司法系统,也控制企业的经营许可权。

  腾讯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游戏公司,凭藉新闻、直播及其微信应用在中国网络空间占据主导地位;约有10亿人使用微信进行通讯和移动支付。

  北京的活动人士胡佳说,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在网上买了一把弹弓,打算用它来减压。 他通过微信的移动支付功能进行了支付。 胡佳称,后来他被一名国家安全人员讯问,问他是否打算用弹弓打住所附近的监控摄像头。

  胡佳表示,数年前,他曾给去台湾的一位朋友发信息,信息包含了这位朋友在台旅行时可能想要见的活动人士的名字。 他说,后来国家安全人员造访了这位朋友的家,警告他不要跟胡佳认识的人见面。

  胡佳表示,经验已经证明,微信完全妥协了,尤其是对政府监视清单上列出的人士。 他说,所有人都有一个密探在监视着他们﹐这个密探就是他们的智能手机。

  腾讯和中国安全部门官员都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创作了一部极为特殊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素材竟然全部来自中国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的影像。 通过剪辑,零散的监控影像被拼凑成连贯的剧情长片。

  在谈及与政府进行的合作时﹐中国的公司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简称NSA)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的秘密文档﹐这些文档详细说明了美国科技和电信公司如何给予美国政府机构权限﹐使其能够访问用户数据。 较早前﹐美国很多电话公司已遵照NSA的一项秘密计划﹐在未获法庭授权的情况下窃听某些美国公民的通话。

  现在美国政府要求获得有关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的信息时,必须获得法庭批准。 而中国警方靠自己颁发的搜查令就能做到。

  阿里巴巴执行副主席蔡崇信(Joseph Tsai) 10月份参加《华尔街日报》D.Live大会时称,他并不认同中国政府能够获取所有企业数据的说法,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他称,如果中国政府需要从企业获得数据,也要像美国那样提出理由。

  据一位熟悉中国网络监察操作的公安部门知情官员称,如果阿里巴巴和其他科技公司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数据要求不合理,就会予以拒绝。 这位知情人士称,执法部门必须遵守既定流程才能获取私人信息。

  但最终还是中国政府说了算。 中国没有独立司法机构来批准或检讨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公司如果对政府的要求有异议也申诉无门。

  中国公司不太可能像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那样挑战政府。 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要求苹果协助解锁2015年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一名嫌犯的iPhone手机,但遭到苹果拒绝。

  过去一年,中国监管机构已命令三个流行的互联网平台停止播放与政府政策不一致的政治视频。 监管机构近期还警告,不遵守新的社交媒体规定的公司将被关闭。 Facebook Inc. (FB)在2009年被中国大陆屏蔽,具体原由没有公开。

  今年6月1日生效的新网络安全法律要求,在中国运营互联网平台的公司需要帮助有关部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内容。

  这远远超过美国政府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平台的要求,美国法律要求这些公司在发现儿童色情方面的可疑事件时进行报告,并撤下侵犯版权的内容。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回应针对本文的置评请求。

  作为新法律实施后的首批重大行动之一,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在今年秋季对腾讯和百度等公司处以最大力度的罚款,原因是这些公司允许用户传播被禁止的内容,包括“虚假谣言”和色情内容。

  腾讯表示诚恳接受处罚,并承诺深入整改。 百度提出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增强谣言识别和辟谣的计划。 该公司发言人称,辟谣平台与警察和其它公私部门合作开发,旨在确保用户获得准确信息。

  阿里巴巴坐拥数亿中国人的数据,国内民众利用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服务进行网购、观看流媒体视频、支付租金、发送消息以及在社交媒体发表评论等。

  监控这些平台流量的任务落在阿里巴巴安全团队“神盾局”头上。

  据“神盾局”前员工和现任员工,在阿里巴巴杭州园区,计算机程序扫描阿里巴巴电商网站,标出任何有可能违禁的商品,比如枪支或色情产品。

  阿里巴巴一名前员工说,安全小组对网站进行浏览以筛查可疑销售,比如天价出售的茶叶实际上可能是毒品。 一些现任和前安全小组成员表示,他们负责审查并删除令人反感的内容,如遇到诈骗钱财等欺诈案件会向警方通报。

  在微博(Weibo Co., WB)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该安全小组正在电脑屏幕前工作。 视频旁白是,不管枪、橡皮子弹、毒品,只要是非法物品就一概难逃他们的掌控。

  视频称,该安全小组已在数千例案件中为警方提供协助。 知情人士称,该团队还被要求过协助警方进行刑事调查。

  2015年,中国公安部网站发布了在科技公司设立警务室的计划,称该计划旨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活动。

  阿里巴巴一名发言人称,公司园区里有一个指定区域,执法人员会偶尔到访,传达最新出台的监管法规。 如果遇到立案的刑事案件,阿里巴巴团队也会用这个场地探讨公司可以依法给予的协助力度。 这位发言人称,阿里巴巴园区内并没有常驻警官。

  不同于中国同行,苹果、Facebook、和Alphabet Inc. (GOOG)旗下谷歌(Google)等美国科技公司会定期在透明度报告中披露与政府的合作。

  大部分服务在中国被禁的谷歌称,2016年下半年,中国政府23次向谷歌提出移除内容的要求,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苹果披露称,今年上半年,有超过35,000个用户账户在中国提出的24个执法要求中受到影响,很多要求都和欺诈调查有关。 苹果称,公司就大约90%的要求提供了信息。

  中国企业不公布政府要求的数量、性质或遵从率方面的任何信息。

  知情人士透露,腾讯的在线监控业务利用电脑过滤流媒体视频、新闻推送及其他在线平台上的淫秽和政治敏感内容。

  中国企业的审查人员负责屏蔽涉及中共和高层领导人的不利言论,以及含有对中国负面描述的外媒报道。 据熟悉相关审查操作的知情人士称,他们利用电脑程序来发现数千个敏感单词和词组并删除大多数冒犯性内容。

  运营大型聊天群的微信用户称,他们已收到关于政治敏感内容的自动警告。 一些政治活动人士表示,他们的微信账号已因发布批评政府的内容而被暂停或关闭。

  知情人士称,在重要政治活动期间,网信办的工作人员会在中国内容提供商处蹲守,以抓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漏网之鱼。 网信办未回覆记者的置评请求。

  除获取网络数据外,中国政府还希望从科技公司获得其他一些东西——分类和分析信息的云计算能力。 中国希望从监控摄像头、智能手机、政府数据库和其他渠道获取数据,以打造所谓的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

  阿里巴巴的电脑和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了杭州的“城市大脑”(city brain)系统,通过使用移动地图和从交通摄像头和信号灯等处获取的数据来优化交通流量、为救护车出行开道。 该公司称,其云计算和数据服务还帮助广州机场管理飞机停靠,并在武汉部署导游。

  乌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互联网大会,政治领导人和科技领袖纷纷出席。 一些心怀不满情绪的中国人也会现身,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 当地公安局长戴金明在阿里巴巴近期主办的一次互联网大会上表示,目前警方正与阿里巴巴合作,利用监控镜头和数据处理来识别“关注人群”,并阻止其进入。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的一份声明,腾讯正和当地公安合作建设一个基于云技术的“预警平台”,可以根据人员流量、流向、密度进行分析预测。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hc)驻香港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指出,这类诡异的城市计划带来的所谓益处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目的。 她称,整个安全城市构想无非是一个庞大的监视项目。

  由中国政府支持的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Smart Cities Work Committee)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按照中国最新一期五年规划,预计中国在明年将推出100个智慧城市试点。

  这项计划称,到2020年,智慧城市将形成一个“无处不在的体系”,预计将“取得显著成效”。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澳大利亚悉尼——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周三指责澳大利亚官员“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损害了“互信”。一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外国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的法律提案。

  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对被视为中国干预的威胁进行了大量报道之后,人们普遍预料将有新立法,新立法的摹本是美国的有关法律,美国已经禁止外国为竞选活动提供捐款,并要求为外国当代理的人登记注册。

  中国的声明并没有直接谴责这项立法,而是谴责了导致这项立法的媒体报道和围绕着有关问题展开的公开辩论。那些报道和辩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威胁上,指责中国试图通过政治捐款、以及向在澳中国留学生施加压力来行驶中国的影响力。

  “我们坚决拒绝”这些指责,大使馆在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中方无意干涉澳内政,也无意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澳政治进程。我们敦促澳方以客观公正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看待中澳关系。”

  大使馆的声明明确表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基本上是在警告澳大利亚政客不要继续视中国为敌。但专家表示,这种声明可能只会加剧人们对中国影响的担忧,进一步损害中国在澳大利亚已经受损的形象。

  “总的来说,这里有一种中国的手伸得太远的感觉,大使馆的声明使用的措辞将会加剧这种感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说。“这个声明将被澳大利亚一些圈子里的人视为毫无帮助、且充满挑衅。”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澳大利亚当作测试软实力的实验室,在澳大利亚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派留学生到澳大利亚的大学学习,还在该国建立了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组织。

  澳大利亚的不受约束、而且不透明的竞选财务法,让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将两位有名的华裔商人认定为中国政府的可能代理人,这两人近年来给各个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捐献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那之后,澳大利亚就一直在对接受、还是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的问题进行日益激烈的讨论。最近有人指责,反对党工党的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在接受了中国出生的政治捐款人的钱之后,在某些问题上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指责声中,讨论已变得更为激烈。

  新的反外国影响法提案是这种担忧的一个明显后果。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对这个法律本身有多大程度的担忧。

  提案中有一条规定,要求为他国工作的人在澳大利亚政府登记注册,美国已有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其他提议包括建立一个名为非法干涉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罪名的方案,这个罪名将覆盖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尚未具体说明哪些行为损害国家利益。

  一些特别担心中国干预澳大利亚事务的人对立法提案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抗衡干预所必需的。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虽然早就该这样做了,”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华裔教授冯崇义说,他经常批评中国压制不同意见。

  中国也许认为这些法律是迟早的事,他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大使馆周三的声明实际上可能是对澳大利亚新闻媒体施加压力、同时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社会对媒体看法的一种努力。

  大使馆的声明主要针对的是“炮制所谓中国对澳进行影响渗透”的媒体报道,称这些报道“捕风捉影”,反映了“典型的歇斯底里”反华情绪。

  声明还认为,澳大利亚关于中国角色的讨论,“对在澳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华人进行肆无忌惮的中伤,充满种族歧视色彩,玷污了澳大利亚作为多元文化社会的形象。”

  斯威本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教授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曾作为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在中国工作了五年。他说,中国政府似乎正试图把自己描绘为澳大利亚华人的捍卫者,与他们一起与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抗争。

  “大使馆本身正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内激起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担忧,”费约翰说,他补充说:“媒体攻击的不是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媒体的目标非常具体: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干预。”

  澳大利亚官员们到目前为止选择了不让这种争论升级的做法。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周三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保持着尊重和建设性的关系”。

  梅德卡夫说,中国大使馆的声明中有一句话可能会有点用:“中方无意干涉澳内政,也无意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澳政治进程。”

  “人们对中国的这条声明将拭目以待,”他说。“希望中国的话不是说着玩的。”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澎湃新闻12月7日从环保部权威信源处获悉,环保部已于12月4日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下发《关于请做好散煤综合治理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工作的函》特急文件,提出坚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进入供暖季,凡属没有完工的项目或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

  “2+26”城市是指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邯郸、邢台,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山东省济南、淄博、聊城、德州、滨州、济宁、菏泽,河南省郑州、新乡、鹤壁、安阳、焦作、濮阳和开封。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目前上述“2+26”传输通道城市皆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气代煤行动。此外,不在“2+26”城市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其他地级市也都在实施煤改气行动,不少城市也将该城部分地区划为“禁煤区”。

  

  凤凰彩票官网

  发改委能源局这回成功看了一次环保部同仁的笑话:清水衙门一朝骤然得势,敢教日月换新天,处处大放卫星,早就警告气不够用的发改委靠边站,“落实气源”“有序推进”的通知无人理睬,最后果然证明环保部登不得台盘,“拆烂污”也。

  凤凰彩票网站

  

  想到哪出是哪出,传中石油通知,明天川渝地区所有的化肥化工全部停车,保华北用气,化肥,甲醇(气头)全停。

  小时候听初中老师解释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治理大国要和烹饪鲜鱼一样小心谨慎不要有大动作,不然鱼就散了。如今一试这臭老九果然瞎翻译骗人,治理国家TM就和炒蛏子一样,猛火快炒,翻来覆去随你折腾,怎么颠锅都中啊。

  河北,山东又允许烧煤取暖了,一位老农民说:“村里的炉子都拆了,煤都上交了,屋里的灶台都用水泥封死了,现在你告诉我可以烧煤了,我去哪里找炉子,我去哪里买煤(先不说煤的价格),就算我炉子也买好了,煤也有地方买,我折腾这大半天,用了没有三个月,开春了,明年还得拆~~~农民折腾不起啊”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如何看待刘强东在2017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调侃王健林马云的言论?

  两种路线的激烈斗争:温和社会主义 VS 极端资本主义。

  其核心可能在于谁更有效率的争论,博大精深,此处略过,只谈表现。

  最近大佬极端语录层出不穷:

  面对搬砖工老了怎么办?有大佬说:35岁以上劝退,我是不给你养老的;

  面对高昂房价的城市工作怎么办?刘强东说:我给你们建宿舍、建学校、养老;而另一大佬则说过:我的员工不解决租房问题,你一个大活人连租房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凭什么来我这里工作?(大意如此)

  上面行为根源就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极端资本主义:资本必须逐利,除此之外,都是空虚;

  温和社会主义:我的资本够强大了,我要主动担负起政府职能,实现资源的某种平均化(福利化);

  之所以称之为极端资本主义,因为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过了中国这种残酷的时期,欧洲福利很好,美帝也有名的8小时工作制、必给加班费;有程序员不回国工作,也就是认为欧美工作不累。

  而中国崛起这些年的工作强度与劳动保护力度,说是复古了欧美19世纪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记载在马克思等思想家的书里,然而经过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强大的威慑力,欧美纷纷出台法律开始改善与保护工人权力——总不能在自己老窝里制造敌人的拥趸吧?

  不过中国资本家好像不在乎,以最追求效率的方式崛起了,以当年毛时代宗教信徒般的精神替换成了资本主义拜金狂潮,产生了经济奇迹,当然代价就是底层屁民的血肉。

  但是蛋糕做大,只是事情的第一步。

  毕竟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做蛋糕和分蛋糕都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过程。

  现在,站在宫殿之上的国人有些反思,面对人口结构的逆转、与传统的户口分割模式,怎么对待基本工作单位(人)的养老、住宅、教育等其他福利?

  私企不同于国企。我有朋友在高科技类国企工作,他说他从内心感到幸福:

  【当然,这个国企本身非常高效,可能不能代表所有国立企业,仅此来做个例子】

  一是所在国企高技术类、生产效率也很高,大家收入福利很棒;

  二是每个员工都视自己为企业的主人,因为国企进去只要不折腾你就可以呆一辈子;

  于是这种默认终生制的工作,让大家关系很和睦,不像私企那么冷漠(一个辞职一辈子不见);工会组织无孔不入,从相亲到医疗到运动会到幼儿园都是包的;

  然后工作效率也非常好,内部企业文化也是非常平等的,因为厂长和一个工人都是社会主义下不同位置的螺丝钉,并不存在私企老板和工人互相压榨偷窃防备的陌路感。

  大家没有私企的危机感,没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所以很幸福。

  然而在互联网领域,崛起了很多远比国企强大和富裕的私企,怎么对待自己的员工呢?像富士康那样?员工只不过是机械的可替换的肉体机器人、几年都不认识同事的、冷漠的想自杀?

  在刘强东之前,也许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模式是亿万富豪的标配。

  但是刘强东好像一直试图以自己的私企身份复古社会主义,虽然因为其工作人员比例中:快递类占大部分,这个比例决定他近似劳动密集型、并且和体能要求较低,较为适合温和社会主义模式。

  然而他决定将蛋糕分配给员工的比例加大,这件事本身还是让我很钦佩的。

  养老、医疗、小孩教育、宿舍、到楼房,这做的就是一个标准国企的事情,只有国企对员工会这么分蛋糕。

  所以我讲刘强东的目标是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

  而其他大佬的极端资本主义也有案例:香港人,一个平民出生在大佬的医院里、上大佬幼儿园、上大佬学校、毕业给大佬打工、结婚、在大佬医院里生出自己子女、贷款买大佬的房子、35岁被辞退、捡废品给大佬的回收站、住大佬的医院、最后唯一一点钱买大佬的墓地,当然吃水用电也都是大佬家的。

  一辈子人生意义就是做踩老鼠笼的老鼠,让血肉化成大佬兜里的钞票,人生意义。

  对此,

  温和社会主义 VS 极端资本主义,

  我直觉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一个神学/哲学问题:人到底是什么?

  在极端资本主义之下,先富帮后富?是痴人说梦;

  即便是欧美19、20世纪时期,极端资本主义,工人工作16小时、无任何福利,但是别忘了其文化基石是基督教(天主教),宗教你说麻醉品也行,但是它一定承担了一部分资源再分配的,穷人可以从富人捐献基督过程中得到一些资源。

  超级残酷的极端资本主义可能只是香港,然而它也因为大陆封闭,作为财富唯一出入口、肉过手留油。这是个历史机遇,捡过钱。

  一个国家,没有再分配资源的国教、也没有捡钱的历史机遇,单一化的极端资本主义?

  这是想上天,还是想人吃人?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对于药企而言,销售费用,尤其是用于学术推广的费用,是必不可少的。

  什么是学术推广?处方药要由医生出具处方才能销售到患者手中,而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及交流会则有利于医生准确了解药品适应性和作用机理等,使医生在临床上使用起来更有针对性。故谁能得到手握处方权的医生群体认可,谁就能在处方药市场站稳脚跟。这也是学术营销模式备受药企青睐的重要原因。

  不过,国内的药企得学术推广早已变质。企业邀请的一般是医生、经销商等客户单位,金额超高的推广费,最终都将以礼品、旅游服务、代金卡甚至是现金的形式回馈给客户方。业内人尽皆知,很多学术推广根本不是推广产品的学术,就是赤裸裸的贿赂!这在中国早已成为潜规则,连GSK这种跨国大药企,也不得不同流合污,最终13年东窗事发,被罚30亿(相比较国内的国有大药企并没有太多丑闻,毕竟国家拿外企开刀容易,拿自己的“亲儿子”开刀很难)。

  下面来看看A股的一些案例吧。

  案例一、步长制药

  步长药业在官网号称自己要打造国内中药第一品牌,以“中药现代化、市场国际化”为己任。

  首先,研究开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2013-2015年分别为:1.93%,2.25%和2.39%。这远远低于国内优质医药公司的研发投入。

  与有限的研发费用相对比的是,步长药业在销售费用上的巨额投入,2015年,步长制药“市场及学术推广费”高达58.4亿元,“市场及学术推广费”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了50%,是当期研发费用的20余倍。

  这平均一天1600万的推广费,才是这家知名中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啊!

  有意思的是,步长制药在预披露文件中列举了与其产品结构相似的七家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率情况,其中,天士力、中恒集团、益佰制药、红日药业和上海凯宝等公司平均销售费用率分别为也超过40%,虽然稍逊于步长制药的50%多,但也非常高。

  案例二、兴齐眼药

  2013-2015年,公司营收分别为2.19亿、2.55亿、2.87亿,增速在10%多一些,净利润分别为0.46亿、0.31亿、0.22亿,连续下滑30%。其中14年扣非利润下滑了67%。

  公司的销售费用过去三年都在1亿附近,占到营业总成本的近60%。这意味着,兴齐眼药每卖出1元的商品,就需要支付0.45元的销售费用。

  毫无疑问的可以说,公司的高销售费用可以说就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只有10%,而销售生产人员占比近80%!

  公司目前账上现金只有1000万,负债高达1亿。

  案例三、葵花药业

  葵花药业公司在央视上多次投入广告,品牌几乎全国皆知,口口相传。

  2011-2013年公司营收分别为15.6亿、17.7亿、21.8亿。净利润分别为1.91亿、2.34亿、2.63亿。

  公司13年的利润增速大幅低于营收增速,原因也很好理解。葵花药业在广告宣传上投入巨资。据中国领先市场研究公司CTR2011年发布的数据,在医药行业中,2011年第四季度葵花药业投入广告的花费居药品行业第四位,占排名第一位的修正集团同期广告投入花费的53%。2011-2013年公司的广告费用为2.27亿元、2.20亿元、2.48亿元。特别是2011年,其广告投入甚至超过当年净利润。葵花药业的那么高企的广告费要是用在药品监管及创新上该有多好啊。

  除了广告费用外的其他销售费用增速更是惊人。2011年-2013年,葵花药业的销售费用分别为5.6亿元、6亿元、8.1亿元。

  和高额的销售费用、广告费用相比,公司的研发投入在2011年最高时也不过占比营收1.74%,在医药上市公司中,低的可怜。技术人员更是只有7.25%的占比,相对应的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高达82%。

  此外,葵花公司的产品频频上榜黑名单,07年葵花药业旗下的2批次牛黄消炎片曾被检测出药品性状不合格;09年葵花牌小儿咳喘口服液广告违法,09年药品质量公告不合格名单中,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赫然在列;10年公司的“愈风丹”虚假宣传,断言、保证处方药;12年8月,国家食药监局公布了14个批次的不合格药品,其中葵花药业占了3个批次;13年湖北省药品质量公告显示,由葵花药业生产的一批牛黄解毒片不合格。

  13年2月小儿氨酚烷胺颗粒被国家禁止1岁以下的婴儿服用,5岁以下的儿童也不推荐使用。而葵花药业的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和小儿化痰止咳颗粒销售额均已过亿。呵呵!

  一个只注重广告而不注重质量的药企还能说什么呢? “葵花药业,咱老板姓的好药”这句广告词说的真TM好。

  总结

  案例就说到这里吧,真的要写下去那是罄竹难书,附一张2015年销售费用超10亿的药企(注:并不是所有销售费用高的药企都有问题),大家密切注意销售费用/营收高,同时研发又非常低的企业,一定要多加小心。比如害死人不偿命的中药注射剂龙头红日药业、以岭药业,销售费用占比排第一的济川药业……

  @烧伤超人阿宝

  前几天发了一篇讲中国神药的文章,躲到三亚还是被某神药厂家联系上了,和我辩论一番,被我一条条驳回去。

  就在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的时候,对方来了句:我们这药已经进了国内某指南,这个指南是该专业全国最顶级的专家一起制定的。

  我特么哑口无言。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